近日，笔者的师父收到了一份南京某法院的刑事判决书，看到判决书最后写着“XX犯XX罪，免于刑事处罚”，他不禁叹息愤懑不已。何谓“免于刑事处罚”？就是法庭认为被告人罪名成立，但犯罪行为显著轻微，可免于判处刑罚。
然而这里的“免于刑事处罚”却另有深意。算起来，笔者的师父已经不记得在他的刑事辩护生涯中，已经获得过多少“免于刑事处罚”的辩护成果了。笔者的印象中，笔者的师父是一个坚持法律底线的刑事辩护律师，既未做过“死磕派”那样的出格之事，也从未向任何错误的刑事指控妥协。
不能说所有的“免于刑事处罚”判决都另有深意，然而当罪与非罪的根本争议，证据方面的瑕疵导致法庭纠结于如何判决时，“免于刑事处罚”似乎经常成为法庭的救命稻草，成为“无罪”二字除现代汉语辞典定义之外的另一种“表现形式”。
当全国纠正及预防冤假错案成为一种趋势，周边城市及兄弟省份纷纷做出司法突破，做出“无罪”判决之际，我们这个千年古城六朝古都却依然裹足不前，殊为可叹。
笔者无意对个案展开评判，因为问题并不出在个案本身。
“无罪”一词，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司法词汇，理应正常并且普遍的出现在日常的刑事司法活动之中，如今却长期成为了一种禁忌，以致于要“突破”。这其中既有大众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原因，也有司法理念和制度设计的责任。
一、先说现象。
一段时间以来，“刑事辩护律师”似乎成为了公检法司最不喜欢的一群人，国家眼中的“不稳定因素”。尤其是“死磕派”律师出现之后引起巨大的争议，有很多公检法司甚至包括部分律师都认为，死磕派是“乱嗑”，其行为本身有反法律的因子，不足效仿。然而，笔者曾经在南京某政府服务大厅中看到过一个横幅“宁以有理对无理，不以无理对无理”，今日这句话只要稍加改动，便能诠释“死磕”之成因：“若以无理对有理，必得无理对无理”。
法谚说“法律之外无正义”。作为一名法律人，笔者并不推崇死磕派，也不支持以法律之外的方式实现所谓“正义”。但是当正常的刑事辩护途径屡屡受阻，正常的刑事辩护无法发挥应有作用之际，死磕派以这种剑走偏锋的形态出现，是“弹簧效应”的规律使然。他们的存在，事实上也起到了客观的效果——至少让我们这些“正常律师”发挥的空间大了一些，公检法司对我们这些“正常律师”更友好了一些。
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刑事辩护环境，遏制司法机关违法办案的情况，改善司法机关和辩护律师之间的二元对立，那么刑事辩护领域这种以“非法律对抗非法律”的形态将如一根被拉长的弹簧越发向两极动荡，成为破坏法律基础的零和博弈。
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：“人孰无过？唯愚人执过不改。”律师们不能做出成功的辩护，无非少了一些成就，多了一些沮丧，但不知代表国家法律尊严、维护法律秩序、保障法律威信的司法机关，又将因此失去什么？这样“苦口婆心，说了不听，法律之外，互相伤害”刑事司法“江湖”与笔者的法律理想和为人处事实无交集，只能敬而远之。
二、再论制度。
我们在刑事司法领域，存在许多“制度瑕疵”和“恶政”。
笔者虽为一介小律师，但是以法律共同体的名义，愿意尽最大可能换位思考。
制度瑕疵
有一句俗语说“人人负责，等于没人负责”。这句话用在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可谓恰如其分，公安机关要负责全案审查，检察机关要负责全案审查，法院也要负责全案审查。所有机构都在行使审判权，唯一本应行使罪与非罪裁判权的机构“法院”，却难以独立行使审判权。检察院上可监督法院，下可监察公安，中间可监管辩护人，这一本末倒置的制度设计，实质性的导致罪与非罪的裁判权根本不在审判机构，“凡案件一经检控，法院唯唯而已”。检察院所拥有的巨大权力，在笔者看来唯有圣人才能胜任这个位置，最近一部在本市拍摄的热播电视剧《人民的民义》充分体现了检察机构这种“英明神武”的形象，然而“圣人出，黄河清，黄河什么时候清过？”让一个专司指控犯罪的机构去证明将要被指控的人无罪，若检察机构真能做到案案如此，岂非包拯的开封府在世？又若如是，我们只要有检察院这个开封府就行了，还要法院和律师作甚？现代司法制度的设计，本就是考虑到单一人员或者机构的局限性，因此以控辩对抗、居中裁判、二审防错、再审纠错为核心，在此之上，人为设计一个“全能的检察院”，将原有的制度设计全部消灭于无形，完全是狗尾续貂、画蛇添足。
检察机关虽然代表国家行使检控权力，但是从科学的司法规律来说，它在一个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参与人地位，和民事案件中的原告类似，让原告监督法院审判，被告焉有不败之理？唯一的胜机也就只能指望这个原告“自我发现，高抬贵手”了。
恶政
所谓恶政，其实就是公检法司系统内部错误的反科学的考评制度。
古语有云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然对于检察院这个刑事案件的“原告”来说，却不能如此，必须“每控必成，每诉必胜”，以致数十年以来，本地检察机关“逢敌必克”，令人“叹为观止”。笔者认为，这实在是与公安机关“命案必破”可相提并论的制造冤假错案恶政之一。
不能容忍原告合理败诉，已经成为刑事案件的一大痼疾之一。大学课程，开宗明义，德国著名的“癖马案”凡法律人个个耳熟能详——“不能指望人在难以保证自身生计的情况下做出正确选择”。笔者认为，既然是司法裁判，那么一切结果皆有可能，博弈只在法律之间，原告败诉应在选项之中，只要检察官没有违法履职，正常败诉即应免责，否则人人噤若寒蝉，逢争议案件则苦心罗织以求自保，层层回护，以致小错成为大衍，司法公正从何谈起？
笔者也很能体会法院的难处，一面是受害人家属的义愤填膺甚至聚众施压，一面是检察机关的指天画地，一面又是辩护律师的慷慨激昂，一面又是公众要求严惩或者无罪的舆论压力，万一案件被推翻，倒追起来自身难保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得罪最好得罪的那一个，于是...
现代司法制度的多审级多方对抗程序设计，本就包括了“错案无法杜绝，因此需要纠错”的司法理念，只要没有违法办案，那么对案件结果的不同裁判，就属于司法实践领域的正常纠错范畴，过度清算错案，不但无益于改善刑事司法环境，反而会成为恶化刑事辩护环境，制造冤假错案的原始推动力。如果这个道理不能明了，“癖马案”就算是白学了。
其它
其它需要改善的制度，诸如检察院去行政化；刑事案件主要为言词证据，证人应出庭作证；建立有效证人保护制度；弱口供、强物证等等等等；限于篇幅，就无法一一赘述了。
回到主题，法家始祖韩非子曾说过：以肉去蚁蚁愈多，以鱼驱蝇蝇愈至。“免于刑事处罚”这种四面不讨好的“肉和鱼”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和心安。笔者真诚的希望，这些问题能引起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全体法律人的共鸣；笔者更希望，有一天“无罪”二字能大方而庄重的出现在本地刑事法庭的判决书上。